前不久，我们启动了星火计划，征集普通人与AI的故事。听障者李朋程的来信，吸引了编辑部的所有人。别误会，我们并不打算从困境与过往遭遇说起，尽管这些现实的难处确实存在，而且坚硬冰冷，但不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重点。
我和李朋程与他的听障伙伴们共度了一天，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那些滚烫的热爱。比如说，他们会痴迷跳街舞，会组建合唱团，琢磨着拍属于自己群体的综艺/纪录片……无声的世界里，其实有着大量的鲜活与热闹。而这一切，都与AI、科技紧紧相连。
为什么会格外注意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接触过不少科技企业的无障碍项目，绝大多数都关乎的是障碍群体的基础生活与沟通需求，或者是帮他们就业的，几乎没有人关注过他们的娱乐需求。
当听觉缺席，科技却延伸了听障者的感官，让他们仍然能享受娱乐跟喜悦。但是，这着落在科技世界上的无声欢喜，AI与听障者的距离，实际上还隔着半步之遥。
我们在线下见到了李朋程和他的伙伴徐梦娇。那天的行程，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一个AI编程舞蹈项目上。她们用AI编程开发了一款专为听障群体设计的街舞辅助软件。
听不见节拍，该怎么跳舞？一般的选择是，视觉。
而传统的视觉方案，就是打手语。比如春晚舞台上的《千手观音》，这类舞台表演都需要手语老师在一旁实时指挥。但徐梦娇所在的听人街舞团，有一些特殊情况：一是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只能线上跟练，无法依靠现场手语指挥；二是听障+街舞本就小众，一些团员是独自参与的，也找不到手语老师与自己配合。
手语的方案行不通，街舞团又想到了触觉。她们有的选择俯身贴在地板上，通过音响和地板的震动来感受节拍。这个方式不仅特别累人，而且效率也很低，得先趴着听一阵子，再起来练习，不停重复这个过程。
AI的出现，特别是多模态能力，让舞团得以尝试新的视觉方案，用另一种方式看见节拍。
徐梦娇把听人跳街舞的需求传达给了AI，让AI生成了一套编程提示词，明确了街舞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核心逻辑和操作方向。仅用一天时间，就和伙伴们合作完成了一款专为聋人设计的街舞辅助软件demo。
这款软件的核心，就是用视觉弥补听觉的缺失，借助AI的多模态理解与转换能力，先对Hip‑hop、Popping、Breaking等各类街舞音乐进行精准分析，提取出每分钟节拍数（BPM）、重拍、鼓点等关键信息，再将这些音频信号，转化为聋人能清晰感知的视觉信号。
比如，不同的音律对应五种不同的颜色，节拍的强弱对应闪烁的快慢，重拍时灯光会快速闪烁。这样大家只要看着屏幕上的灯光变化，就能跟上节拍，在线上和伙伴们同步练舞。
很难说，究竟是活泼的徐梦娇热爱跳舞，还是热爱跳舞使她活泼，不过她本人也很清楚，自己性格开朗、上过大学，有学识，还能用技术实现热爱，这样的人生是很多听障伙伴都羡慕的。做公益的这些年，她见到了太多在现实中屡屡碰壁而感到自卑的听障者。
AI，能让年龄尚小的听障儿童，变得更快乐一点吗？
对“无声合唱团”来说，唱歌与听觉无关，只关乎触觉。
这个由14名重度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团员都来自中国三、四线及以下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孩子有的被父母离弃，有的长期与家人缺乏情感沟通，更无法通过传统方式感受音乐的快乐，艺术家李博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这些孩子能够用音乐表达自己。
因为听不到旋律，他们便以震动为媒介，给孩子们戴上贴片式传感器，这些小设备能实时捕捉他们发声时喉咙、肌肉的细微震动，以及呼吸的变化，再将这些生理信号转化为低频震动，通过巨型音箱传递出来。
李博还规划，收集10万个妈妈的音频，并通过熵增算法将这些声音转化为底噪，加入9分钟的合唱中。但关于具体的算法细节，李博与合作的技术团队仍尚不明确。
在李博看来，聋人对节奏异常敏感且稳定，对时间的理解也与健听人存在本质差异。但长期以来，社会更多关注听障者融入主流，并没有反向去理解聋人的原生状态。
的确，科学界已经有大量证据证实，听觉的损失会由别的感官代偿一部分，这让听障者的其他感觉格外敏锐。但社会的运作方式，是以五感健全的人群为中心的，大家潜意识中总觉得应该聋人佩戴助听器、做耳蜗手术，来适应既定的规则。
但街舞社也好、合唱团也好，以听障群体自身为核心，这样生长出来的视觉、触觉等技术方案，显然更符合听障者的身体直觉。
李朋程喜欢看综艺，每次工作压力大到撑不住的时候，他就靠看综艺解压。
市面上的恋爱综艺比比皆是，却没有一档是正聚焦听人或障碍群体的。听人们聚在一起都忍不住叹气：“我们想谈恋爱，真的太难了。”没有人懂，那就自己做。李朋程用手机拍摄、用AI制作字幕，硬生生做出了第一档聋人恋爱综艺《无声恋曲》。
网友们年年吐槽枯燥乏味的春晚，李朋程也是在无障碍手语转播的功能上线之后，才第一次完整看完的。他全程不舍得错过一秒，觉得特别好，“如果有人说春晚无聊，我就打他”。
他还有一些其他爱好，比如打游戏，但MR/VR眼镜都得语音交互，对他不友好。也跟风买过AI玩具，买回来才发现不管他说什么，玩具都没反应，大概是听不懂他不标准的口语，最后只能退货。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人不单靠面包活着》。娱乐是一种正常的需求，就如吃喝一样。但市面上大量的科技无障碍产品，关注娱乐需求的十不存一，只能靠听障者们自己来做，难道科技公司都在敷衍吗？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主导这些产品研发的仍然是健听工程师，听障者大多以体验者、反馈者的身份存在，数量不多，话语权也不高。
如前所说，听障者有自己独特的身体经验、生命经验，有些东西，只有身受，才能感同。健听人虽然真诚，也常常因为经验匮乏，无法真正代入他们的感受。举个例子，常常会见到全黑的小房间，来让观众体会视障者的生活，但那短短的几分钟，跟24小时身处黑暗，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活动。
此外，科技公司的无障碍项目往往是跟其他项目一起推进的，为了更高效地推进，产品边界清晰，流程节奏也很快。但娱乐需求是高度个性化的，有人喜欢音乐，有人热爱跳舞，有人沉迷短剧，公司级项目注定无法兼顾每一种小众需求。
还有一种隐秘的桎梏，就是全社会有一种享乐羞耻。解决生存所需的燃眉之急可以，涉及娱乐的需求就显得奢侈了、超前了。
听人即便有娱乐需求，往往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敢轻易提出，“我要这个产品，我要那个功能”。而对科技企业来说，娱乐项目也不敢轻易做，因为它不像AI手语主播、紧急呼救辅助等基础功能，这些有社会价值，也更容易在内部过会、拿资源、推进。假如真心想帮听障者做成一点事情，后者也是更务实可行的选择。
所以，尽管大厂团队做无障碍产品的心态蛮真诚的，也做了大量努力，吸纳了听障员工和用户，但很多科技无障碍功能却都是在自我感动。
其实这些问题，只需要一个事情就能全部解决，就是听障者参与技术的角色转变，不再被动地使用和接受现有的无障碍产品，像徐梦娇那样为自己开发，像李朋程那样为自己当导演，自己定义需求、自己手搓产品，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但是，旧世界的种种惯性与阻力，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一切。
当天，我跟着李朋程、徐梦娇一行人，一同去直面一个现实难题：有了demo，该如何转化成可落地、可推广的成熟产品。
面向听障的街舞软件，在一个黑客马拉松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当天会议的目的，是邀请更多专职设计师和工程师，帮他们优化这个demo。会议中，所有人都很努力想解决问题，但摩擦几乎无时不在。
有街舞团成员提出，之前研发的软件需要盯着屏幕看，舞者跳舞时常常需要背对屏幕，能不能打造一款手环，通过震动来传递节拍信号？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被在场的产品经理否定了。因为这家企业是个纯软件公司，并不涉及硬件开发，这种软件与硬件结合的研发需求，他们做不到。
身体经验的缺失，也导致沟通进展缓慢。在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都是健听人士，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舞蹈爱好者，却无法想象听障者是如何练舞的，仅“如何学习一支新舞”这个问题，双方就反复探讨了很久。
会议结束时，很多工程师依然是带着需求和疑惑走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真正落地使用，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清晰的产业生态断层：国内的AI生态与听人群体的需求，是天生契合的。本土AI最大的作用是让需求更容易显影，门槛低、易操作，可以让听人轻松将想法转化为demo，但往往没有后续的指导和资源扶持，很多优质创意只能停留在原地。
外企的无障碍理念更先进，也有成熟的企业文化和制度保障来支撑项目，但他们习以为常的海外科技生态，难以适配国内的开发与部署环境，让本土开发者水土不服。
就拿这款街舞软件来说，是在国内AI开发平台上做出来的。而帮助街舞团优化产品的，则是一家海外公司的中国团队。这些长期做跨国项目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开发平台，光是把项目文件完整地拷贝出来，就花了几个小时。
（听障者和外企工程师的会议讨论）
这些断层，是当下科技领域的另一种真实图景：AI可以让需求显影，把听障者被忽视的娱乐需求从想法变成demo，却很难独自跑通产品化的全链路。这中间，有大量环节无人接手，仅靠听障者和简单的AI工具是无法走完的。
我看过一位听障创业者的演讲，其中一句话被很多人划了重点：在AI时代，将真实需求转化为可用的产品，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而这本质上考验的，是我们对自身与外界的认知边界。
听觉缺失了，但AI延伸了听障者的视觉，还原出他们的触觉，建构出他们的情感世界……技术拓展了他们的身体边界，进而把他们的娱乐体验拓展得更宽、更远、更多彩。而听障者亲手所构建的这一切，也拓展了科技无障碍领域的边界，这是技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块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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