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配资论坛网山河影记：一个藏族村寨的时代变迁

跟踪拍摄8年，横跨24载光阴，纪录电影《白马姐妹》，这部承载着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三代师生学术传承与创作接力的作品，以细腻的镜头语言，向观众讲述了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四姐妹的生命故事，展现了当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也绘就了中国纪录片高等教育“教学相长”的生动篇章。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重点纪录片选题，纪录电影《白马姐妹》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公映，并获评第八届纽约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长片奖。

《白马姐妹》海报

近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通讯报道《山河影记：一个藏族村寨的时代变迁》，讲述影片背后的故事。

山河影记

一个藏族村寨的时代变迁

20多年，足够让山间的幼树长成栋梁，让襁褓中的婴孩接过生活的担子，也足够让一部纪录片的叙事，从族群转型的生存之问，延伸至灾后重生的生命之歌……

　　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导演张同道首次深入四川省平武县厄哩寨（当地人称白马寨），以藏族四姐妹为主角开启拍摄，记录下她们从青涩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也见证了厄哩寨从伐木狩猎到家庭旅游的转型。20余年后，一次天灾将张同道“带回”故地，四姐妹灾后重建家园的曲折经历再次进入他的镜头。

2003年版《白马四姐妹》海报

两次意外：20多年羁绊的缘起与续章

“叔叔，我妈不见了！这里发洪水，路断了，信号也没了，已经三四天没联系上妈妈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2020年夏日，张同道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

　　来电的是《白马四姐妹》中二姐晓小的女儿田冬梅。张同道记忆中，那个坐在自己膝头数摄影机按钮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寻找母亲的踪迹。这通意外的求救电话，让中断18年的拍摄，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重启。

　　时间倒回1999年，彼时张同道正为拍摄《中国文化之谜》纪录片在成都调研，目标是追寻三星堆文明的迁徙踪迹。有学者推测，这支古老文明可能沿长江上游散落，张同道便带着团队循着长江支流往深山里走。三星堆文明的迁徙线索终未寻得，他们却在川甘交界的高山河谷间，与栖居于此的白马人相遇。

　　旧谜未解，又添新谜。

　　这群人的“矛盾气质”当场抓住了张同道的眼球：明明生活在寒风凛冽的山区，却人人身着绣满花纹的艳丽裙袍，头戴缀着三根鸡毛的窄沿白毡帽，既不抗风也不御寒；妇女发髻上挂着鱼骨贝壳制成的“鱼骨牌”，在连河流都少见的深山里，竟藏着“海洋的印记”。华丽装束与原始环境的碰撞，奇异风俗与未知过往的交织，让张同道敏锐觉察到——这与三星堆的线索一样值得一探究竟。

　　随着研究深入，他了解到白马人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被称为“氐类”。《三国志》也记录了氐人活动，活动范围大致就在今日川甘交界山区。魏晋以后，官方史书少有记载，仅民间志书留下一些踪迹，如白马番、白马路。

　　关于白马人的传说也有不少，当地的老人也常向张同道讲述一二。其中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与现今白马服饰相印证：他们的祖先有一次被敌兵追杀，饥饿困倦昏睡路边，正当敌兵准备深夜突袭时，一群锦鸡发出警钟般的鸣叫声，让他们的祖先惊醒，从而避免了敌人的突袭。为感念公鸡的救命之恩，白马人把白鸡毛插在白毡帽上。

　　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后，“天保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随即启动——厄哩寨遇上了“转型危机”，其所在区域被划入禁止乱砍滥伐、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范围，千百年来靠伐木狩猎为生的白马人，将何去何从？“不能砍树，难道坐吃山空？”寨子里的叹息声让张同道下定了拍摄的决心：“我要记录下他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他住进村主任家，白天跟着村民上山认药材、学农活，晚上围在火塘边听老人们唱无字的民歌。村主任家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性格鲜明，最大的24岁，最小的13岁，四姐妹问张同道：“不能砍树，也不能种地，我们能不能像九寨沟那样搞旅游？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吃的也绿色，不也是条出路？”

　　大山里的姑娘，像格桑花那样热情、奔放。四姐妹个个都有看家本领。大姐伍音早勤劳善良，一双巧手，做出来的饭香极了；二姐晓小温顺爱笑，眼光长远，“投资嗅觉”灵敏，是全寨里最先搞家庭旅游接待的；三姐小英美爱美时尚，一心想去九寨沟跳舞；四姐金银早从小展露出主持天赋，舞台上风姿出众，一点不怯场。

　　四个姑娘让张同道看到了白马人的生命力，他决定将镜头对准这四姐妹——她们的青春与抉择，正是整个族群转型的缩影。《白马四姐妹》的镜头，记录下她们第一家家庭旅馆开张时的忙乱，也见证了第一辆旅游大巴驶来时寨子里的欢呼。“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四千，四姐妹一家一年就已经能挣到十几万了。”张同道由衷地高兴。

《白马姐妹》拍摄现场工作照

　　在四姐妹的影响下，白马人靠着歌舞与山水赚到第一桶金。一年春节时，张同道从峨眉电影制片厂拉来一卡车灯光设备，把厄哩寨的晒谷场照得比月光还亮。当四姐妹穿着艳丽裙袍走进圈圈舞的人潮，歌声穿透寒夜，张同道知道这场“意外邂逅”，会成为他生命里最漫长的影像约定。

　　《白马四姐妹》的拍摄历时4年，张同道以为这段影像故事已画上句号。他与摄制团队打包设备离开时，还是小女孩的田冬梅坐在张同道腿上拍了大合影。

2002年五一节，拍完《白马四姐妹》后，主创人员与白马寨的孩子合影

　　张同道没有料到，重逢会以求救的方式到来。

　　接到田冬梅的消息时，张同道很着急，想尽各种办法打听其母亲的下落。他通过朋友得知，山里交通阻断，救援不便，救援团队要等雨停了、天气转好才能进去。在救援团队赶到寨子后不久，张同道就接到了二姐报平安的视频电话，她笑嘻嘻地问张同道，自己看起来“美不美”。此事过后，张同道萌生了回去看看的想法。

　　半个月后，张同道来到了曾经红红火火，如今却变作泥塘的旅馆前，震撼和悲凉涌上心头。裸露的山脊，大面积的滑坡，仿佛揭去发丝的头皮。到处都是断裂的路，曾经借住过的屋子、床被淹没了，白马人艳丽漂亮的服饰不少也陷在泥里。眼泪与呜咽传染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白马人再一次陷于“危机”。

　　看着她们沾满泥浆却依旧坚毅的脸，张同道再次举起摄影机，拍起《白马姐妹》。从1999年意外遇见的生存转型，到2020年意外重逢的灾后重生，20多年里的两次“意外”，串起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始末，也是四姐妹从少女到母亲的蜕变，是一个族群在时代浪潮里的坚韧。这一次，张同道想要记录下她们如何在废墟上，“舞”出新家园。

“舞”出新生：变迁中不变的生命底色

一支队伍浩浩荡荡顺着夺博河边跳边行，几位青壮年男子走在前边，头戴沉重的曹盖面具，反穿羊皮袄，全寨人紧随其后。到了青冈峰，背山面河，全寨人跳起圆圆舞，服装颜色鲜明，帽顶鸡毛飘飞，祭拜“白马老爷”，场面震撼、庄严、静穆。

　　1999年春节，张同道第一次见证了白马人的神圣仪式。白马人把厄哩寨称作白马——其他村寨都不称白马。距寨3公里有一座青冈峰，白马人称叶西纳蒙，意为“白马老爷”。

　　在缺少权威史料的情况下，他们传承至今的这些特色服饰是了解白马人最好的研究对象之一。“服饰不仅仅是审美表达，而且是刻着族群记忆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字的白马人，也许就是这样用针线将历史绣进衣袍。而身着盛装尽情舞蹈，则是他们面对生活最直接的态度。”张同道说。

　　《白马姐妹》中交替出现的新老影像为纪录片提供了叙事纵深。家园被洪水摧毁，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也成了白马人最坚实的精神支撑。女性在重体力活面前从不含糊，搬砖抬木的队伍里，她们的身影与男性一样挺拔。大姐拆除旧烟囱，砖屑与烟灰簌簌落下，镜头一转，便叠化出当年新房装烟囱的画面——彼时的新烟囱承载着生活希望，如今拆旧建新，不变的是对家园的坚守。

　　二姐晓小在泥泞中捡起一张被泡软的旧照片。画面里，年轻的她在田埂上采摘南瓜时笑靥如花，与如今视频里那句“我美不美”的乐观模样如出一辙。她抖落照片上的泥点，塞进贴身的衣兜，转身又去帮邻居抬木板。“哭没用，房子塌了能再盖。”她擦着额头的汗对张同道说。

　　三姐小英美最终没能去九寨沟跳舞，却在城里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天。因为自己没读完小学，她坚决把家搬到县城，每天围着孩子的功课和家务转。但只要得空，她就会对着镜子描眉，与17岁时用铅笔描眉的青涩动作完美重合——她爱美的天性、对生活的热忱一直都没变。

　　四姐金银早则替姐姐圆了“山水梦”，在九寨沟开起饭店，客人多时，她依然会换上民族服饰上台跳舞，和14岁就做主持时的自信姿态毫无二致。

2022年，田冬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

　　寨子里的矛盾也曾让村支书小木他焦头烂额。政府的重建补贴款如何分配，村民大会开一次吵一次，各家为自家损失据理力争，嗓门大得能掀翻临时搭建的帐篷。可转头听到谁家要挪木楼框架，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们，立刻抄起木杠凑过来，“一、二、起”的号子声震得山响，几十个人齐心协力，就把沉甸甸的木楼抬向新地基。这就是白马人，吵得热烈，帮得实在，千百年来，白马人的生命底色始终不变。

　　张同道真正读懂这份“不变”，是在2023年春节。白马寨重建基本完成，四姐妹回家过年，再度跳起曹盖舞。“广场上的曹盖舞依旧庄严肃穆，但一到家里却全然不同，先是威风凛凛地驱鬼拿邪，接着便是娱乐狂欢，四个人抬起我来抛到空中，再蹲地三下，名曰筛糠。”张同道说。

　　祭祀唱，狂欢也唱；高兴唱，悲伤也唱；休闲唱，劳动也唱；迎客唱，独自也唱；结婚唱，葬礼也唱……白马人的日子是用歌舞串起来的。“人活一辈子，唱跳一辈子。唱跳的欢乐才属于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像匆匆过客，不唱不跳干啥呢？”白马人的古老民歌这样唱道。

　　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把大山视作神明，可真正帮他们闯过难关的，是自己骨子里的坚韧与豁达。伐木狩猎的时代结束，他们用歌舞迎接旅游新生；洪水冲毁家园，他们用双手重建，用舞蹈驱散阴霾。服饰会旧，房屋会新，但那份以舞迎新的生命底色，在20多年的时光里，从未改变。

在大熊猫公园王朗片区拍摄时，导演跟四姐妹的妈妈交流

镜头追着旅游大巴的车辙、洪水的踪迹、重建工地的夯土声移动，最终定格的，是那些在变迁中守着本真的身影。这场跨越半生的生命对话背后，不仅是一个族群的起落，更是一位导演与一方水土的绵长羁绊。

薪火相传：影像为媒，“两次三代”

从1999年《白马四姐妹》开机时的泥泞山路，到2020年《白马姐妹》重启时的灾后废墟，20多年时光流转，镜头不仅记录着一个藏族村寨的时代变迁，更搭建起一座跨越三代人的教学桥梁。

　　1999年的厄哩寨，还没有通柏油路，张同道带着当时还是本科生课代表的樊启鹏，踩着没过脚踝的泥巴，扛着沉重的摄影机进山。彼时的樊启鹏刚接触纪录片创作，对“现场叙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论上。张同道没有急于输出技巧，而是让他先与白马人接触，在同吃同住中感受当地风俗特色，然后在现场指着人群中热烈跳动的身影说：“纪录片的镜头要追着‘生命力’走，而不是追着参数表走。”

　　在《白马四姐妹》4年的拍摄周期里，这样的“现场教学”每天都在发生。隆冬时节的厄哩寨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两人挤在没有暖气的招待所里，围着炭火讨论拍摄方案。张同道教樊启鹏如何从村民的闲谈中捕捉转型期的焦虑与希望，如何在狂欢中快速切换拍摄角度；樊启鹏则用年轻人的视角提出建议。这种“师徒同场、教学相长”的模式，让樊启鹏对纪录片创作有了深刻理解。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张同道的第一届博士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山大弟子”，也接过了影像传承的第一棒。

2004年《白马四姐妹》杀青时，樊启鹏已能独立完成纪录片的策划与拍摄。后来，他也成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将《文学的故乡》系列纪录片的部分拍摄任务交给他来带队。而这种“项目带教”的模式，也逐渐成为北师大纪录片中心的核心培养方式。张同道常对学生说：“书本能教你镜头语言，但教不会你面对白马人抛来的青稞酒时，该如何放下机器先共情；能教你剪辑技巧，但教不会你在洪水废墟前，该如何用镜头承载那份沉重与坚韧。”这些只有在现场才能学到的智慧，他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届学生。

2020年夏天，当田冬梅的求救电话让《白马姐妹》的拍摄提上日程时，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学生手中。这一次，陪在张同道身边的是硕士研究生杨尔康。初到灾后的厄哩寨，杨尔康面对一片狼藉的废墟，一时不知该从何处取景。张同道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让他不拘泥于故事的主角四姐妹，主角可以是泥泞中的一张旧照片，也可以是斑驳将落的瓦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张同道带着杨尔康记录四姐妹重建家园的日常，从大姐伍音早拆旧烟囱时的专注，到四姐金银早在九寨沟跳舞时的自信，每一个镜头都能成为生动的教学案例。

　　这种“在实践中纠错，在观察中成长”的教学方式，让杨尔康在短短4年内迅速成熟，2024年，他又顺利考上了樊启鹏的博士生。而《白马姐妹》这部纪录片，正是这场传承最珍贵的见证。

2023年，张同道与学生在《白马姐妹》片场

在张同道看来，“所有纪录片都是教学片”绝不是一句口号。《白马姐妹》的剪辑师也是他几年前毕业的硕士生，而他带的在校生基本上全员都会参与到项目中，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整个项目就像一个流动的课堂。

　　这种传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艺传授。20多年间，张同道的学生们跟着他走进白马寨，不仅学会了纪录片创作的专业技能，更读懂了影像背后的人文温度。他们见过白马人伐木时代的迷茫，见证过旅游转型的欢腾，亲历过灾后重建的坚韧，这些经历让他们明白，纪录片不是冰冷的影像记录，而是与拍摄对象共同成长的生命对话。就像白马人用歌舞传承文化，张同道和他的学生们用影像传承着对真实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当《白马姐妹》的片尾字幕滚动，出现主创名字时，一种跨越三代的传承力量扑面而来。20多年里，厄哩寨的木楼变成了砖房，泥泞路变成了高速路，但“以项目代教学”的理念从未改变；四姐妹从青涩少女变成了成熟母亲，而纪录片中心的师徒接力还在继续。这种传承，就像白马人帽子上的白鸡毛，历经风雨却始终鲜明；又像他们口中的民歌，代代相传却永远鲜活。影像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这份以影像为媒的薪火，终将在更多人手中燃烧不息。

　　20多年的光阴改变了四姐妹的容颜，刷新了山寨的面貌——夺博河道上方一条高速公路凌空越过，砖瓦混凝土替代了传统木楼，厚实的防洪坝、柏油马路、明亮的路灯都为这个村寨带来新的憧憬，但白马人的生命底色始终不变。